吴芝圃：大饥荒时期的“五虎上将”

“我对不起河南人民”，“即便受到极刑，我也愿意接受惩罚。”

吴芝圃对潘复生发起了挑战，最终成功攀升至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

1952年，随着平原省的撤销并入了河南省，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将潘复生调任为河南省委的第一书记，而吴芝圃则被任命为第二书记并兼任省长。然而，吴芝圃对于这一人事任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自己的资历和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自那时起，吴芝圃便与河南本地的干部赵文甫、杨蔚屏等人士建立了联系，他们开始对潘复生进行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压。他们通过散播谣言、营造舆论压力，甚至秘密搜集所谓潘复生的“负面材料”，试图在党内制造不利于潘复生的氛围，目的在于排挤潘复生，进而谋求更高的权力地位。

1957年春，潘复生等人依据中央的政策，拟定了一份旨在迎接春耕生产的“宣传要点”。该文件经过省委常委的审议通过，随即予以发布。然而，吴芝圃却采取了出乎意料的行动，对宣传要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其斥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指责其中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此后，以吴芝圃为核心的极“左”思潮在河南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1958年5月，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公然对潘复生发起攻击，将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举最终导致了潘复生职务的撤销。此事得到了部分高层人士的支持，他们表示“真理在你们一方”，谭老板更是表达祝贺，称河南成功击败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面白旗，同时祝贺河南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领导核心的这面红旗。

吴芝圃

吴芝圃登台后，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对潘复生的批判浪潮，对潘复生及其支持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吴芝圃不仅对潘复生本人进行了严厉批判，还对与潘复生关系密切的干部，如杨珏、王庭栋等，进行了严厉打击，将他们诬称为“反党集团”，并对来自平原省的其他干部以及不支持潘、杨、王的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这场斗争严重扰乱了河南的政治环境，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恐怖气氛。许多干部因恐惧被牵连，不敢吐露真实心声，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这也为他推行激进的“大跃进”政策敞开了大门，诸如浮夸风、高指标等现象随之而来，给河南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吴芝圃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这些举措对河南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58年，吴芝圃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激进的口号与目标，诸如“一年实现‘四、五、八’”之策（即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目标为四百斤，以南地区则为五百斤，淮河与长江以南地区则设定为八百斤），并提出了水利化、消灭四害、绿化以及扫除文盲等“四化”任务。此外，他还宣称河南可以在一年内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目标。然而，这些过于高远的目标严重脱离了实际情况，迫使基层干部为了达成任务而采取虚报和夸大其词的手段。例如，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称小麦亩产高达3530斤，而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更是夸称小麦亩产达到了7320斤的“超级卫星”。实际上，1958年河南省的粮食总产量仅为281亿斤，但河南省委却将其吹嘘为702亿斤；到了1959年，河南遭受灾害，粮食产量降至240亿斤，而吴芝圃却坚称产量为450亿斤。这些虚假的高产数据不仅误导了上级的决策，也进一步助长了基层的浮夸之风。

吴芝圃实施的高征购政策与“反瞒产”运动，使得河南的灾难进一步恶化。1958年至1959年间，河南省委持续夸大粮食产量，为高征购政策提供了虚假的支撑。即便在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下，依然强制农民完成高征购任务，导致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被一征而空，群众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1959年秋收过后，信阳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浮肿病和人员非正常死亡现象，然而吴芝圃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错误地将此归咎于农民的瞒产私分。在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路宪文仍旧推广确山县所谓的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做法。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或双万人大会，到处展开斗争和逼迫，直至将群众的口粮完全剥夺一空。在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之际，地委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反而加剧了反瞒产的行动，直接导致了信阳地区的大面积饥荒。

房屋倒塌和失修现象频发，生活物资短缺，众多家庭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即便在后来的检讨书中，吴芝圃也承认：“民众遭受摧残，家破人亡，几乎无人不悲痛，家家有哭声，有的村庄甚至沦为废墟，令人见之泪流满面。”这场惨剧震惊全国，然而吴芝圃却将责任归咎于政治斗争，声称是“坏人之手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作乱”，试图为自己推脱责任。

在信阳事件爆发之后，吴芝圃竭力封锁消息，企图掩盖灾情，并试图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工作。

“吴书记，您真的不知道吗？”

当中央调查组在信阳揭露事件的真相之际，吴芝圃却依然坚持支持信阳地委的错误举措，诸如推行“反瞒产”活动。直至1960年11月，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左”倾错误，尤其是信阳事件等重大问题，发布了《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吴芝圃才被迫承认其错误。尽管如此，面对中央多次敦促严肃处理信阳事件相关责任人的要求，吴芝圃依旧拖延处理。他不仅未能及时处置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问题，更在1960年3月固始、潢川地区出现浮肿病和死亡事件后，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势。这种拖延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加剧了信阳地区的灾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更深重的苦难。

在中央调查组提交的调查报告送达后，中共中央及毛主席对信阳事件的处置方案进行了详细审阅。

1960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报告揭露，信阳地区发生了众多人员因饥饿而离世的人间惨剧，并有部分干部涉嫌严重违法乱纪。毛主席在掌握信阳事件的真相后，深感愤怒。他深刻地指出，信阳事件并非单纯的自然灾害，而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国民党在实施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未彻底完成的体现。毛主席明确指出，这是一起“人祸”，而非“天灾”，并下令中央工作组立即介入，对信阳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与处理，同时防止错误进一步蔓延。他要求在信阳地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揭露并惩处犯罪分子，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难题。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拟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经毛主席亲自修订后正式颁布。此紧急指示信详细阐述了12项关键政策，要求全党上下以最大决心和努力，坚决遏制“共产风”的蔓延。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全体干部必须准确区分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大集体中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界限。”此外，他还责令中央各部门深入自查，坚决根除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和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所引发的基层干部“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等问题。在此期间，中央紧急拨付3.9亿余元款项，增拨统销粮4.24亿公斤，全力支持信阳地区，并迅速派遣医疗队深入当地，为群众提供疾病防治，协助他们度过难关。

刘建勋被调任河南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则被降职为省委第二书记。到了1962年，中共中央免去了吴芝圃在河南的所有职务，并安排他前往中南局，担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一职。

吴芝圃反思检讨，经历批斗后获平反。

“若我的病情有所好转，我愿将余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和人民，以弥补我过往所犯的错误。”

“在这场灾难中，河南民众遭受了空前的苦难，生命被残酷夺走，财产亦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惨状令人不忍卒睹，痛苦之情难以言尽，任何文字均难以准确传达当时之惨烈程度！”大字报进一步强调：“全体学生强烈呼吁，务必彻底查明事件真相，坚决揭露事件的幕后黑手！”9月5日与11日，红卫兵在郑州市体育场连续举办了两场万人集会。会上，红卫兵们对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其在工作中大肆推行浮夸风，虚报产量，过度征购粮食，最终导致数十万民众在饥荒中丧生，谱写了一段令人痛彻心扉的悲壮历史。与此同时，河南的造反派曾派人前往四川，意图将吴芝圃押回河南接受审判，为饥荒中的遇难者讨回公道。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同志在广州不幸因病离世，享年61载。周恩来总理闻悉此噩耗后，随即下达了四项指示：一是为吴芝圃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二是追悼会及相关事宜应参照中央委员的礼遇标准执行；三是追悼会的信息须在媒体上公开发布；四是妥善照料吴芝圃同志的家属。遗憾的是，由于造反派的影响，这四项指示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直至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办了对吴芝圃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悼词中称吴芝圃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无产阶级的坚定战士”，强调他“在推动河南及中南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显著贡献”。中共中央郑重决定撤销林彪、“四人帮”所强加的一切诬陷之词，为其正名恢复名誉。

吴芝圃是我国“大跃进”时期“左”倾错误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河南任职期间，他推行的一系列错误且激进的政策，尤其是高征购政策和“反瞒产”运动，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给信阳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信阳事件，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吴芝圃晚年多次表达忏悔，声称：“我对不起河南人民啊！对不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然而，这种反思和忏悔虽然体现了他对自己行为的悔悟，但并不能直接减轻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无法完全弥补那些已经发生的悲剧。历史的伤痛和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铭记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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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在那不平凡的1959至1961年间，信阳地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这场灾难深植于那段历史的记忆之中，成为后世沉思的焦点。在《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中，我们得以窥见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与苦难。

对富强的渴望点燃了全民族的奋斗热情，这份热情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定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路宪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备受上下推崇的“优秀地委书记”沦为了阶下囚，其经历的这一复杂演变过程，成为了人们长久回味的谈资。一个优越的大环境能够成就一位好干部，反之，即便是一位好干部也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迷失方向。

在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严厉批评一个多月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修订的社论《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中提到，部分人患上了右倾保守的弊病，如同蜗牛般行动迟缓，他们未能认识到，自农业合作化以来，我国已具备在生产领域实现大跃进的必要条件和现实可能。这一举措顺应了客观规律。1956年的辉煌成就，正是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毛泽东再度阐明了个人的立场，向全党及全国发出了“大跃进”的号角。这乃最高统帅的决心，无人可加以动摇，这一点，人人皆知。

毛泽东的思绪似乎有些激荡，他或许未曾料想，自己这股“发热”的情感竟激发起了全国范围内如同追逐星辰、追随月亮般的狂热，使得整个民族在激情的海洋中尽情舞动。

在《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文问世数日之后，河南省随即召开了省委第一届代表会议。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吴芝圃同志提出了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旨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推动经济建设进入全面“大跃进”的新阶段。他进一步强调，省委已重新回归毛主席的革命道路，未来的使命便是全心全意跟随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应成为冲锋的先锋队，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不偏离前进的方向！

吴芝圃是毛泽东早年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他敬佩毛泽东的博学多才；在政治领域，他钦佩毛泽东的卓越才智。在多次发言中，他表达了对毛主席无与伦比的智慧和伟大成就的崇敬，宣称：没有毛主席，还有什么人能比？遵循毛主席的思路行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这样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

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卓越的伟大人物，他在我党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成长历程中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他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一幕幕转败为胜的壮丽奇迹；他在革命事业遭遇低谷时力挽狂澜，谱写了一曲曲辉煌的篇章……这些无不彰显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远见，令人敬仰不已。吴芝圃对毛泽东的敬仰，并非个例，而是那一代人的普遍情感。“一代人的崇拜”正是毛泽东奠定绝对权威的基础，他的意志力能够左右一切，他的激情可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狂热。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吴芝圃对毛泽东的崇拜，自然深信不疑，“毛主席咋想咱咋干”也就成为他治理洞南的首要准则。就在毛泽东痛斥“反冒进”政策仅仅数日之后，他就迅速行动，要求全省立即展开“水利建设大跃进”，其行动之迅速、决心之坚定，堪当先锋之誉。

在省党代会的第二次会议中，吴芝圃似乎有意向路宪文发出挑战，他问道：信阳作为一大片区域，理应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大跃进”的号召，步伐要更迅速、干劲要更充沛、成果要更显著，为全省树立榜样。路宪文，你能否胜任此重任？

面对吴芝圃的此类提问，众人皆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回应。因此，路宪文毫不犹豫地坚定表态：必将全力以赴！

路宪文对“坚决做到”的承诺源于内心的坚定信念。为了实现这一承诺，他精心挑选了一批能干的将领，将他们派往固始、商城等关键县份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此强化对“大跃进”运动领导力量的部署。

自那时起，河南省接连掀起“卫生大跃进”、“公交大跃进”等运动。路宪文严格遵照省委的指示，紧随其后，信阳地区的“跃进”态势屡次获得省委的高度赞誉。

在这段时间里，全民的热情依旧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澎湃之中，对“跃进”一词的理解无不等同于“加速前进”，心中毫无疑虑，因而毫不犹豫地将满腔热血和全部精力投入其中。路宪文亦是如此。

然而，1958年伊始，由吴芝圃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路宪文心中却充满了疑虑。在会上，吴芝圃宣布了河南“大跃进”的宏伟蓝图——“二三四计划”：即两年内实现水利化，三年内打造成为“四无”省份（即根除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五年内超越“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500斤，淮河长江以南地区亩产800斤），地方工业总产值五年内超越农业产值，同时实现五年内消灭文盲，普及初中教育。

吴芝圃对外宣称：河南省水利建设正迎来大跃进的蓬勃发展，短短八个月内，完成的土石方量已相当于开挖了48条巴拿马运河，灌溉面积更是扩大至1.2亿多万亩。

路宪文心中的疑虑重重：这个“跃进”的提前量过于巨大，根本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达成目标；水利建设方面的“大跃进”成果并不令人满意，那些宣称的数字显得过于夸张。他困惑于省委的决策，总觉得吴芝圃在言辞上应更加谨慎。

路宪文的担忧并非全无根据。以水利建设为鉴，所谓“形势喜人”实乃夸大之词。时至今日，河南省的灌溉面积尚不足5000万亩。而且，众多大中型水库的建设速度之快，仿佛“大跃进”般迅猛，昭平台、鸭河口水库的建设工期竟缩短至一年。这种惊人的建设速度，只能导致“烂尾”工程频出，这些水库的完工时间大多推迟至60年代后期乃至70年代。一处处所谓的“共产主义渠”“人民跃进渠”等，常常是在图纸尚未完备的情况下便急于动工，科学论证已不再被重视，其结果显而易见。即便以如此“大跃进”的速度，河南省仍未能将“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尽管全省人力财力均已竭尽。路宪文或许未曾察觉，吴芝圃在“大跃进”时期的夸张行为不过是刚刚拉开序幕，因为他治理河南的基点便是紧跟毛泽东的意志。这种方针绝非吴芝圃独有，许多高级官员亦持此态度。

1958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于杭州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其中多次提及对“反冒进”的批判。他指出，若非1956年的迅猛发展，便无法顺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既定目标。

在南宁会议的1月底至2月初期间，毛泽东接连发表演讲，对“反冒进”进行持续抨击。他指出，“反冒进”导致全国六亿人民士气低落，是一种严重的方针错误。他手拿柯庆施撰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严厉地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总理，这篇文章难道是你撰写的吗？”

因主张“反冒进”已经多次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承认“犯了右倾保守错误”

在后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以及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中，毛泽东持续对“反冒进”运动进行严厉抨击，并明确将其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周恩来与陈云持续进行自我批评，而刘少奇亦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思，承认在某些方面存在与毛泽东思想不一致之处。

“大跃进”的实施已是必然趋势。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开展全国性“大跃进运动的总动员，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并严肃指出:对“大跃进”不能“秋后算账”，要插红旗，把白旗拔掉!

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的立场彰显了他坚定不移的决心。在当时，鉴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以及民众对他无比的崇敬，环境下已难以再有异见之声。更不必说，各级领导层均急切地希望迅速扭转国家经济滞后的局面，期盼民族迅速崛起，并渴望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因此唯有紧随其后、积极响应。于是，从中央至地方，从都市至乡村，“快马加鞭，超越英美”、“大步迈向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日益高涨，新中国亦在迎难而上，急速向前迈进。

夏收之际，"大跃进"的捷报频传，进一步激起了热潮。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篇幅冗长的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揭示了何在》，文中如此表述：

我国近日发布了今年夏季农业收成的官方公报。在这份公报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夏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010亿斤，同比增长了69%。这一数字非同寻常，昭示着我国农业发展已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稳步增长迈向飞跃式发展。……那些认为农业产量只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而无法实现百分之几十增速的悲观论调，已彻底沦为历史笑谈。

铁一般的事实昭告天下：我国小麦产量已超越美国，荣登世界第二宝座。回顾1949年，我国小麦产量仅占美国44%，然而，短短数年间，我们不仅迎头赶上，更以显著优势超越了美国。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一领先地位将永续不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言，我国人口众多，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无法解决自身的经济困境，唯有依赖美国的面粉才能维持生计。然而，事实却给了他们有力的回击：我们没有依赖过一粒美国面粉，生活却过得充实而美好，未来也将更加繁荣昌盛。

我国小麦产量的显著提升，缘何如此震撼人心？并非因为去年的收成基础过低，亦非得益于天时地利，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总体战略。正是这一战略，激发了五亿农民磅礴的力量，如同火山般喷薄而出，震撼天地，掀起巨浪。农民们由此创造了奇迹，颠覆了农业渐进论者的错误观点。

我国粮食增产的幅度，完全可以由我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夺。

只要我们需求，便能产出所需的粮食，不论数量多少。

共产党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的力量，其最具影响力的党报发出“要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粮食”的口号，无疑彰显了中央的意志，旨在激励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将“大跃进”运动推向新的巅峰。随后，《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以及毛泽东对记者的重要谈话（1959年农业任务应比1958年实现更大跃进），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意图。如今，人们对于“大跃进”时期所出现的此类缺乏科学依据的狂言感到荒谬，而当时的人们却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任何人间奇迹皆可成就。这正是那个时代狂热与崇拜的鲜明特征。河南省无疑成为了“大跃进”运动的急先锋。这里诞生了全国首个人民公社，这里发射了全国首颗粮食“高产卫星”，也结出了沉重的苦果——信阳事件。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此，回顾当时的状况，便能洞悉那场大灾难的祸根是如何埋下并滋生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审视那场灾难。

河南有望在一年内实现“四化”，黄河以北的粮食亩产可达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500斤，而淮河至长江以南的亩产则有望达到800斤。

毛泽东对强国富民充满憧憬，深受农业大省的热情所激发，在会议上他提出：河南计划一年内实现“四化”，包括水利化、消除“四害”、扫除文盲等目标，虽然部分可能实现……不妨让河南尝试一年，若成功，明年全国可跟进实施“大跃进”，岂不更佳？毛泽东对河南的发展表示肯定，也对吴芝圃给予了认可。然而，他半开玩笑地对吴芝圃说：“你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我却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他认为，河南一年内实现“四化”不仅可能性不大，即便实现，后果也可能难以预料。

一边是肯定,一边是“不堪设想”,多少也暴露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跃进式发展态度坚决，又担忧“工作粗制滥造，群众负担过重”。但毛泽东的气势和胆略决定了中国当时的走向只能是“跃进式发展”。或许，在他看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大不了是“工作粗制滥造，群众负担过重”。毛泽东自然没有预料到，“大跃进”在河南造成的“不堪设想”之后果竟然是灾难性的，后来出现的信阳事件才让他看了个明白。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意见》贯穿了“组织形式适应发展速度”的精神。激进的决策层致力于寻找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芝圃是河南省委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需要。”究竟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需要?这个农业大省的掌门人如此设想: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业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因“跃进式发展”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河南省，贯彻落实《意见》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吴芝圃把贯彻落实《意见》的主攻方向放在信阳，因为他看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忠诚可靠，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其实，吴芝圃把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成问题,因为同样的“大跃进”环境和同样的“奋斗目标”下，人们的狂热与盲从已成为主流。吴芝圃把这样的“机会”交给哪一家，哪一家就会成为“典型”。信阳地区被吴芝圃“高看一眼”终于当了“典型”,风光了一阵子,却酿成了后来的信阳事件。这个苦不堪言的结果是必然的。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欣然接受了省委交给的“光荣任务”，并连夜赶往遂平县，把目标锁定在嵖岈山乡。路宪文何以料到，省委交给自己的“小社并大社这个“光荣任务”，竟是自己走向毁灭之路的起点，因为从这时起，他的激情变为狂热了。

嵖岈山系伏牛山东缘余脉。它由南山、北山、蜜腊山、天磨山、韭菜山、六峰山鸽子山、凤凰山八座山峰组成,又名八宝玲珑山;因巨石林立、奇峰交错,再名嵯峨山此山被誉为“中州盆景”，风景独秀，以奇石闻名--有类虎、类猴、类驼、类牛类马、类羊者各抱其姿，或类凤、类鹰、类鱼、类蛙者惟妙惟肖。

很遗憾,嵖岈山自古美丽却不富饶,这里自然灾害频繁,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间,仅洪涝灾害就达五次之多，次次平地操舟。“日子美，先治水”，祖祖辈辈深受洪涝之苦的人们把根治水患视为第一要务,1951年至1957年,遂平县倾力兴建板桥水库薄山水库、下宋水库、双沟水库，以及大量水利配套工程。“一五”期间尽管仍发生了数次洪涝，但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使灾害程度大大降低。遂平人看到了希望筹划着更大规模的治水蓝图。1958年2月,全县大搞水利建设,“大干干到二十九(除夕)，正月初一还下手”的口号响遍一个个水利工地。

可是，转眼之间，遂平人的梦想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全国性大运动彻底粉碎。1958年3月，连环湖水库刚刚竣工,“大跃进”的狂潮席卷而至，遂平被淹没在狂热之中。

1958年4月20日，贯彻落实成都会议《意见》的产物--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成立,它无疑是“人民公社”的雏形。路宪文坐镇督促，几天内，遂平县所有的乡都变为集体农庄。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曾讨论过公社以及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等问题，三月间，毛泽东与被称为“共产党大理论家的陈伯达谈了乡社合一的设想。4月下旬，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立群自广州会议返京途中在火车上热烈探讨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问题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召见了吴芝圃。

有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说:中央推着河南走，吴芝圃拉着河南跑。被前拉后推的河南注定挣脱不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厄运。

河南省的“共产主义大试验”以极快的速度展开，并以极快的速度见效。1958年麦收季节嵖岈山韩楼大队放出了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一时间，这里吸引来全国各地数万名参观、学习者。

而这颗出现在信阳地盘上的“高产卫星”飞冲天的过程,让路宪文的变化上了一个台阶。“高产卫星”放出的头一天清早，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电话询问路宪文，遂平县出现亩产小麦3530斤的事是否真实。

他当场回答:说笑话吧，如果是真的，农民不成神仙了?

为了证实此事真假，路宪文立刻指令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亲赴遂平县现场调查。王秉林当天下午电话汇报路宪文，证实情况有误。路宪文连夜电话告知省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不真实，建议报纸不发。

可第二天,《河南日报》还是发出了“高产卫星”的消息。路宪文大为不解再次电话询问省委意图何在。

省委领导点拨说:咋还不明白，这是对潘复生“右倾思想”的回击，这是“共产主义试验田”的可喜成果。

路宪文听懂了,自己地盘上放出的是颗“政治卫星”。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以及服从政治的必要。这一“明白”，又为“狂热”添了一把火。

紧接而来的是几句影响全国的豪言壮语在遂平出现:“一年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1958年6月，河南省宣布夏粮总产量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下来的情况是，遂平县嵖岈山放出的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黯然失色，西峡县先锋社亩产小麦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亩产小麦7320斤,邓县岁营社亩产小麦6541斤“产量跟着胆量走”，已成为嘴边话。

嵖岈山不甘示弱，不久又报一喜:韩楼大队旱田改水田2000亩，专门成立“水稻营”，社员集体居住，生产军事化。“稻改”高潮迅速在全县兴起，遂平人压根不管当地的气候特点是否适合种植水稻，只相信“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这句话然而，嵖岈山仍只是“点灯者”。秋收季节，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报出亩产水稻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亩产水稻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亩产水稻30009斤这三颗“高产卫星”全出在信阳地区，来自省委的贺信、祝贺电话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显得神气十足。

尽管路宪文在外表上显得自信满满，但内心实则充满了忧虑。他深知土地的实际产量，对于所谓的“高产卫星”数据深感怀疑。他不禁忧虑几个关键问题：随着夸大其词的言论不断升级，如何收场？如果一味吹嘘形成风气，是否会失去民众的信任？若国家依据这些不实的高产数据征购粮食，又如何能够真正履行承诺？因此，当吴芝圃特别召见并表彰他时，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建议省委应迅速遏制这股过热的氛围，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至此，路宪文原本狂热的思绪骤然明朗了几分。倘若这股清明能得以持续，对信阳而言无疑是幸事。遗憾的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因大势所趋，他难以抗拒。

吴芝圃对路宪文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语重心长地对路宪文阐述道：“你在看待问题时似乎缺乏长远战略的视角，当前的形势恰恰契合了毛主席的宏图伟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自会领悟。请安心工作，省委对你们所做的一切高度认可，如此繁荣稳定的局面务必得以维系！”

路宪文心忧行动勤。

数日之后，河南省委迅速宣布：河南荣膺全国第二个实现平均亩产水稻超千斤的省份。路宪文心知省委第一书记此言或有过誉，他心中的那份落寞唯有通过“战略”的思考来化解。河南大地“群星璀璨”，吴芝圃终究在全国“小社并大社”的热潮中，率先向中央献上了一份厚重的“贺礼”。

这份“厚礼”引发了一首童谣：

为啥笨牛天上飞?

因为领导地上吹

笨牛不要怕摔下

地上有的是棉花。

童谣凸显了河南的“吹牛浮夸”。

6月的尾声，华北地区的六个省市于郑州齐聚一堂，举办了一场农业协作会议。此次会议的焦点在于分享河南省的宝贵经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莅临现场，对吴芝圃的试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誉为“共产主义公社”。

河南取得的辉煌成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8年8月初，他亲自前往中原进行实地考察。当毛泽东在新乡县七里营参观时，目光被“人民公社”的牌匾所吸引，凝神片刻后，点头称赞道：“人民公社，好名字啊！”接着，他转向吴芝圃说道：“吴书记，大有希望啊！若河南全省都能如此，那就太好了。”

吴芝圃坚定地表示：“主席请安心，此类人才并非单打独斗，定将涌现更多！”

毛泽东莅临山东省，大力宣扬“人民公社”的诸多益处，自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

河南省的农村“大跃进”热潮深深触动毛泽东的心弦，尤其是在河南视察期间，他得到了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这份文件让他视若珍宝。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社大便于管理，易于纳入计划，劳动力与土地的集中，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于这份《简章》，“务必大力宣传”。

在八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是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针”。同时，文中亦强调：“显而易见，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我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们应当积极运用人民公社这一形式，探寻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切实途径。”

8月底至9月初，河南省迅速成为全国公社化进程的先锋，实现了全面的人民公社化，所有公社均已成立。

“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吴芝圃如此描绘了当时全省蓬勃发展的跃进场景，他说：“黑夜如白昼，月亮似太阳，白天红旗飘飘，夜间灯火通明。”（与此同时，辽宁省也宣布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后的两个月内，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一夜之间，人民公社化带来的所谓“巨大成就”便显现出来。9月1日，《人民日报》不仅推出了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还把徐水一亩山药产量达120万斤、一棵白菜重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推上了天。文章还介绍了徐水人的“劳动创造”：为山药浇灌狗肉汤，给玉米注射葡萄糖，利用沼气培育土壤和作物等。1958年9月，两位“大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莅临嵖岈山，提议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更名为“嵖岈山人民公社”，并邀请共产党的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协助制定《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直接呈报给毛泽东。9月下旬，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相继发表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制定的章程。

1958年10月，毛泽东重访中原大地，并于遂平火车站亲自接见了遂平县县委书记蔡中田、县长张庆林，以及嵖岈山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路宪文。实际上，此时遂平县已实现全县范围的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命名为“卫星人民公社”。此次视察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路宪文与在座的其他被接见者同感兴奋与激动。

宪文心中更是激荡不已，毛泽东的教诲犹如一股暖流，他说：“在历史上，信阳这片土地上曾诞生了一位名叫宋士杰的杰出律师，他专司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其事迹世代流传。若你将信阳之事处理得妥当，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便无需再出现第二个‘宋士杰’。这项使命光荣而艰巨。”

“你对毛主席的表态相当出色，只是将‘大好’的局面说成‘良好’，这不过是措辞上的失误，而非思想上的偏差；倘若工作不尽如人意，信阳再出现一个‘宋士杰’，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亲自指导，以及“大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的具体辅导，还有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肯定，这是何等的荣幸！这一切进一步点燃了河南全省上下开展“大跃进”运动的热情。10月19日，《河南日报》刊登了吴芝圃的《跃进的哲学 哲学的跃进》一文，文中回顾了河南“大跃进”的历程，批判了“生产悲观论”，提出了“拔白旗，插红旗，敢于想，敢于干”等口号，并从理论上阐述了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念。文章结尾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已敲响，行将见证哲学之花遍地盛开。”

路宪文，信阳地委的第一书记，心中的那份忧愁在这一刻顿时消散无踪。他深信，毛泽东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而吴芝圃的政治洞察力更是远胜于己。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在地委常委会上明确指出：有毛主席指引航向，吴书记稳坐省委之位，我们无需忧虑，只需全力以赴，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放手去开展工作。

一度从狂热中找回些许冷静的路宪文，却再次深陷其中，将自己与信阳紧紧系于那辆疯狂的战车之上。

1958年，河南大地频传令人瞩目的“辉煌战果”：一年之内实现水利化，一年内粮食产量跨越长江，一年内实现“四无”（无灾、无疫、无饥、无荒），一年内完成全省绿化，一个月内实现公社化……除此之外，还有那场全民参与的“大办钢铁”运动，它无疑加剧了河南建设过程中的失控态势，如同一把锋利的雪上加霜之剑。

钢铁工业加速发展的快捷之道》的社论，呼吁在一年内实现钢铁产量增加1000万吨，生铁产量提升至2000万吨。

社论之标题，以“加速”、“捷径”等词汇点明，彰显了我国最高决策层对于钢铁工业发展的急切渴望与坚定意志。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共同投身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伟大斗争。这无疑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期盼，因为正是这个最早发明钢铁铸造技术的民族，如今却沦为钢铁工业的贫弱之国，眼见英、美帝国主义嚣张跋扈，如此巨大的反差，实乃一种深深的耻辱。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擂响了奋进的战鼓——在短短15年内，立志超越世界钢铁强国英国。这股激情迅速点燃了亿万中国人的心，一场全国范围的“大办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河南省依然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着先锋角色。在召开发展钢铁工业的动员大会上，该省确立了“县县、乡乡、社社兴办铁厂”的宏伟目标。《河南日报》于9月12日刊登文章，为这一目标助力，发出“昼夜苦战，日产万吨铁”的号召。到了15日，便宣布有八个县实现了日产千吨铁的目标。

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贺河南大胜》的社论，赞扬河南“土高炉”日均产出铁矿石18万吨，创造了奇迹。这篇“庆功社论”与众不同，毕竟《人民日报》本身就是一份极具权威性的报纸，而以社论形式表达祝贺，其规格更是登峰造极，令河南方面颇感荣幸。到了9月25日，鉴于钢铁生产月度任务恐难达成，中央书记处迅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地全力以赴，加快进度，务必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男女老少共同参与，遍布山野的“小高炉”映衬出河南钢铁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那个年代，“土群”——即“小炼炉”、“土炼炉”以及群众运动——的现象在信阳地区亦屡见不鲜。学校被迫停课，学生纷纷投入劳动；家家户户的铁锅、铁盆、铁勺、铁锹、铁锁乃至家具上的铁钉都被收集起来用于炼铁，甚至正在使用的铁犁、铁耙、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也被一扫而空；山区大量林木被砍伐，平原地区的果园遭受破坏，连茶树也未能幸免，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大炼钢铁所需的燃料。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完成“日产万吨”的宏伟目标。然而，尽管冶炼炉日夜不息地冒着浓烟，炼出的铁却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堆积如山的铁渣。这场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不仅劳民伤财，对农民而言，更直接的、可怕的危害是“误了一年好收成”。1958年，河南风调雨顺，庄稼长势旺盛。然而，由于所有劳力都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敢收，农民们在炼钢铁的辛勤汗水与看着庄稼烂掉的泪水之间挣扎，丰收的年景变成了“无收年”，这对庄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

请各公社先行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并静候县委的正式通知。

杨守绩，1920年诞生于山西黎城县，与路宪文同乡且并肩作战，更是路宪文麾下的一名得力助手。二人私谊深厚，关系尤为亲密。

杨守绩即刻拨通地委的电话进行请示。地委的回复是：“钢铁与粮食，你可视其重要性而定，优先推进哪一项。”杨守绩一时陷入困惑，反复权衡，最终下定决心：民以食为天，粮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各公社分配一半劳力秋收。

然而，杨守绩未及深思熟虑，上午便接到了县委的通知，下午紧接着又收到了地委的指令：必须保持大炼钢铁的势头，不得削减任务量，更不能削弱参与力量。

杨守绩自言自语，疑惑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让我‘视何为关键便从何着手’，为何我一提及粮食的重要性，地委便强调‘大炼钢铁的力量不容削减’？”

县委办公室主任提醒道：“书记大人，显而易见，当前大炼钢铁的任务至关重要，您过分强调粮食问题，与上级的指示相悖，我们恐怕难以违背上级的意志。”

杨守绩沉思许久，纵然心中万般不愿，最终还是下令各公社：务必集中精力炼制钢铁，秋收之事暂且忍耐，待后再行安排。

然而，我们仍需对民众的生计负责。

路宪文怒吼道：“杨守绩，你务必听明白，省委吴书记需对中央政府负责，而我，必须对省委承担起责任，而你，则要对地委尽忠职守！”

“路书记一贯严格执行上级指示，想要说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随即，他下令各公社：“传达地委的指示，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大炼钢铁的任务。”

信阳地区全面暂停秋收工作，并非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个人意志使然，他实乃遵照省委的明确指示行事。据行署专员张树藩事后回忆，当时各县纷纷向地委请示相关事宜，张树藩专员坚持应尽快作出安排。路宪文虽在原则上予以认可，但随即向省委请示，却意外收到指示：必须首先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其余事项暂缓处理。

张树藩向路宪文提议，不妨先集结力量尽可能地抢收，至于收获多少，视情况而定；一旦上级察觉，便即刻暂停，即便是受到一些责备，也无妨。

路宪文持有异议，并对张树藩提出了“组织观念薄弱”的批评。身为搭档，张树藩这是首次遭遇路宪文的指责，这番批评让他觉得颇有失公允。由此，他察觉到路宪文在言谈举止上已有所不同，流露出几分“一把手”的威严。

信阳一地的秋粮悉数烂损于田间，河南省整体状况与信阳如出一辙，秋粮收成几乎颗粒无收。唯有少数地区，居民们鼓起勇气，偷偷摸摸地抢收些许聊以度日的粮食。

1958年12月，国家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指出土法炼铁项目存在严重的亏损问题。据统计数据，全国范围内土法炼铁的平均成本高达每吨250至300元，而同期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水平仅为每吨150元。尽管全年生铁产量达到了1000万吨，但总计亏损额仍高达15亿元。

财政部在中央报告中仅呈现了炼钢大跃进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对于由此引发的间接损失，如农业生产的重创、农业经济的严重损害，以及大规模砍伐森林带来的连串生态灾难，这些损失该如何估算？尤其是生态领域的严重后果，至今我们仍在持续承受其影响。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河南在“大办钢铁”的运动中亦全力以赴，倾尽全力。然而，投入之大亦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河南遭受的损害，堪称“元气大伤”。这里的“元气”，所指远不止于财富与物资，更包括了干部作风与地方形象。

1958年，河南的狂热达到了顶点。在一次会议中，吴芝圃提出了“河南将在数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雄伟愿景，然而，一向器重他的毛泽东听后却显得态度冷淡。吴芝圃未曾料到，毛泽东早已洞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炼钢铁运动中，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过高指标、夸大其词的风气和盲目指挥，这些都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毛泽东，这位依靠农民建立江山、对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领袖，绝不允许对农民造成伤害。而眼前的问题恰恰引发了众多民怨，这让他难以容忍。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郑州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正是深入探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涌现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对王任重、吴芝圃进行了批评，他说：“不要一提到共产主义就夸大其词，你说几年就能过渡，我却不这么认为。”

看来，毛泽东开始清醒了。从严厉批评周恩来总理等人的“反冒进”，到全国兴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运动，毛泽东看到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干部作风严重虚假,等等,这无疑都是“狂热”的代价。眼下几乎失控的局面让毛泽东担心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当面批评也使得毛泽东顿时清醒。

李达校长向毛泽东指出：“当前这纷扰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您的情绪激动。您体温高达39℃，下属的焦虑情绪或许更高，可能达到40℃、41℃甚至42℃。个人发烧或许无足轻重，但一个国家的发烧，却足以引发重大危机。”

“今冬明春，水利建设任务激增近三倍，且各式各样的工作纷至沓来……如此一来，我国恐怕会有一半人民遭受重创。”

毛泽东凝视着吴芝圃，言辞坚定地说道：“河南省的幸福院发生多起不幸事件，大部分居民已逃离。我若置身其中，恐怕也会选择离开。既然幸福院难以维系，那么人民公社是否也能稳固？我认为，人民公社亟待整顿四个月，只要十分之一的院落能够得到改善，便可视为整顿成功。”

“务必保持头脑的清醒，切勿轻信虚假之言；破除迷信的同时，切勿误伤科学之根基。”

毛泽东终于洞悉了“科学”的真谛，并深刻领悟了“实际”的精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再次发布《党内通信》，其内容需传达至“省、地、县、社、队以及小队各级的同志们”。

在《党内通信》中，毛泽东郑重提醒众人：产能能达到多少，便如实报告多少，切勿夸大其词，声称勉强可及却实则无法达成的虚假承诺。实际收获若干，便如实汇报若干，绝不容许编造与事实不符的谎言。对于增产的各项措施，须遵循八字宪法，每一项都不应虚报。诚实守信、敢于直言的人，终归对人民事业有益，对自己亦无损失。而那些热衷于说谎者，不仅伤害了人民，也损害了自己，终究是得不偿失。应当认识到，许多虚假之言往往源于上级的压力。上级的吹捧、压迫和许诺，使得下级难以应对。因此，我们须保持一股干劲，同时坚决杜绝谎言。

毛泽东曾言：“切勿拘泥于上级所定的高远指标，而应着眼于现实的可能性。那些一味坚持的密集种植指令，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对人们造成深重的伤害。”

毛泽东所谈的“密植”，实则是指在播种和育苗过程中，盲目追求“多撒种子密植苗”，以期达到粮食高产的目的。然而，这种做法实则背离了科学原理，根本无法带来预期的“高产”成果。事实往往是，大片田地收获的粮食甚至不如所撒的种子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下达“密植命令”的行为不仅显得头脑发热，甚至可以说是“昏庸”之举，与“讲假话”无异，其危害之深令人难以容忍。人们这才突然意识到，最高统帅的数次讲话实质上是在回归“反冒进”的议题，尽管并未直接提及“反冒进”一词。事实上，中国这艘巨轮亟需驶回“科学发展”的正确航道，而国人也迫切需要为过热的头脑降温。随着毛泽东的清醒，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包括恢复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饲养家禽等，使“大跃进”的狂热有所减退，收效甚为明显。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势头如果保持下去，“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就会大大扭转，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大饥饿悲剧。自然，也没有“信阳事件”然而，“纠偏”八个月后局势突变，狂热的局面再次出现，高指标、浮夸风

盲目指挥持续盛行，全国皆然，河南亦然，信阳亦同。

一艘巨轮复又驶离了“科学发展”的正确航向，毅然朝着灾难的方向前行。

首先，中国国土辽阔，正如俗语所说，“船大难掉头”，要纠正错误无疑耗费了巨大精力；其次，社会情绪过度狂热，期望迅速降温并非易事；再者，当时的上层领导仅将问题归结于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未能洞察到指导思想的偏差，可谓是“治标不治本”，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急功近利的根本问题。

确实如此。然而，问题的核心是否仅限于此？反对者指出，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考虑到毛泽东个人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凭借其“一挥手即能震撼乾坤”的声望与影响力，毛泽东完全有能力逆转局势。1959年7、8月间举行的庐山会议，正是毛泽东转变了对“纠偏”策略的立场，从而改写了一段可能本就光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