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狂期他花光两千万家产，青海塔尔寺遇到的老喇嘛只让他做一件事，半年后全家人跪在寺门前感恩

我叫陈明远，今年四十七岁，曾经是浙江义乌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

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坐在书房里整整发了两个小时的呆。

窗外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我活过来已经三年了。

是的，我用“活过来”这个词，因为三年前的我，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活着的人。

那时候的我，要么像一团烈火，燃烧着周围的一切，要么像一潭死水，连呼吸都觉得是多余的。

我的妻子带着女儿躲在娘家不敢回来，我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我的公司濒临倒闭，两千多万的家产被我在短短八个月内挥霍一空。

医生说我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躁郁症。

那时候我不信，我觉得自己只是太累了，需要释放。

现在回头看，那种“释放”差点要了我的命，也差点毁掉了我整个家庭。

二零二一年深秋，我被家人骗到了青海。

说是骗，其实是哄。

那时候我刚从一轮躁狂期跌入抑郁的深渊，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走路都打晃。

我妈抱着我哭，说明远啊，妈带你去散散心，去看看青海湖。

我没有力气反抗，也没有活下去的欲望，就那么浑浑噩噩地被塞上了飞往西宁的航班。

我不知道那趟旅程会彻底改变我的命运，更不知道在塔尔寺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老喇嘛正在等着我。

我从小就是那种别人眼里的“别人家孩子”。

学习成绩好，脑子活络，待人接物也讨喜。

一九九七年从浙江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去考研或者进国企，而是跟着一个温州老板做起了外贸。

那个年代做外贸真是太赚钱了，我记得第一年跟着老板跑广交会，看着那些老外们挥着支票本往展位上冲，眼睛都看直了。

老板看我机灵，慢慢地就把一些小客户交给我自己谈。

我英语好，又能喝酒，跟老外们也聊得来。

二零零零年的时候，我手里已经攥着好几个稳定的客户了。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春风得意。

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学教师，母亲在街道办事处做会计，都是规规矩矩过了一辈子的人。

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着稳定的工作不干，非要去“做生意”。

在他们那代人的观念里，做生意是不体面的事。

可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哪里听得进去他们的劝。

二零零一年，我跟老板提出要单干。

老板是个大度的人，不但没有为难我，还把几个熟客户介绍给了我。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头几年确实顺风顺水。

我做的是小商品出口，把义乌的各种日用品卖到中东、非洲、东南亚。

那些市场没什么大牌子愿意去做，竞争不激烈，利润却很可观。

到二零零五年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雇了十几个员工，每年的营业额都在千万以上。

那时候我刚结婚不久，妻子小雅是我大学同学的妹妹，在银行工作，温柔贤惠，对我言听计从。

我们在义乌买了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给父母。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一路向前，永远不会有挫折。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病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潜伏下来的。

我那时候工作太拼了，常常一个月要飞三四趟国外，回来还得处理公司的各种事务。

睡眠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大。

有时候连续熬几个通宵，反而觉得精神特别好，思维特别活跃，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成。

现在我知道那叫轻躁狂发作，但当时我只觉得自己是“天才”，是“工作狂”。

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来了，我的很多客户都出了问题。

有的拖欠货款，有的干脆消失不见。

最惨的时候，有一笔三百多万的货发过去了，对方连海关都没过就路了。

那段时间我焦虑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可奇怪的是，过了大概两三个月，我突然又“好”了。

不但好了，还异常亢奋。

我觉得自己之前太保守了，应该趁着市场洗牌的时候大干一场。

我背着家人贷了五百万，开始疯狂地扩张业务。

那段时间我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精力却好得不得了，说话快得像机关枪，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宏大的计划。

小雅是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人。

她跟我说，明远，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我明明状态好得不得了，看什么医院？

我们吵了一架，她哭着跑回了娘家。

我根本不在乎，觉得她不理解我，不支持我，不配做一个成功男人的妻子。

那次躁狂持续了大概三个月，然后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瘪了。

我开始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吃，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公司的事情堆成了山，我连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

员工打电话问我事情怎么处理，我要么不接，要么接起来吼几句就挂断。

那段时间我瘦了二十多斤，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走在街上认识我的人都不敢相信那是我。

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半年，我又“好”了。

又是那种异常的兴奋，又是那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又是那种疯狂的冒险和无节制的挥霍。

就这样，躁狂，抑郁，躁狂，抑郁，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把我的人生搅得一塌糊涂。

我的公司在二零一零年左右开始盈利下降，到二零一五年已经勉强维持。

可我不管这些，躁狂的时候我觉得公司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抑郁的时候我觉得公司死就死了吧反正都没意义。

二零一九年，我终于被确诊了。

那次是小雅逼着我去的，她说你要是再不去医院，咱们就离婚。

我那时候正好在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勉强同意了。

医生让我做了各种测试，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告诉我，你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一型，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我当时的反应是：胡说八道。

我只是压力太大了，我只是需要休息，我怎么可能有精神病？

我拒绝吃药，拒绝复诊，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医生就是想骗我的钱，觉得那些药物会让我变成一个迟钝的废物。

小雅苦口婆心地劝我，我父母流着泪求我，我都不听。

我固执地相信自己可以靠意志力战胜一切，相信自己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

二零二零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了。

我的外贸业务几乎全面停摆，订单取消，货物积压，资金链断裂。

这本来就是巨大的打击，偏偏我又进入了一轮严重的躁狂期。

那段时间我的行为已经完全失控了。

我坚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坚信之后一定会有报复性的消费浪潮，坚信自己可以抓住这波机会大赚一笔。

我疯狂地借钱、贷款、刷信用卡，把所有能动用的资金都投入到了囤货中。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打电话、跑工厂、见客户。

我说话又快又急，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觉得自己简直是商业奇才。

有好几次小雅抱着我哭，求我别这样了。

我甩开她的手，说你懂什么，等我赚大钱了你就知道我是对的了。

我爸妈从老家赶过来，我连门都不让他们进。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阻碍我，都不理解我，都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躁狂期还没完，我又干了一件更疯狂的事。

我迷上了赌博。

一开始是网上的一些博彩网站，后来是澳门。

我那时候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手气这么好，运气这么旺，肯定能赢钱。

第一次去澳门，我赢了八十多万，更加坚信自己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第二次去，输了一百多万，我觉得只运气不好，下次一定能赢回来。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已经记不清去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

等我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发现两套房子都已经抵押了出去，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外面还欠着好几百万的高利贷。

那是二零二一年的春天，从躁狂的最高峰跌入抑郁的最深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有一天早上我醒过来，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整整四个小时。

我想站起来，可是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手指头都动不了。

我脑子里反复回放这几年发生的事，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笑话。

我毁掉了自己的事业，毁掉了自己的家庭，毁掉了父母的晚年，毁掉了妻子女儿的幸福。

两千多万的家产，就这样被我折腾得精光。

小雅带着八岁的女儿搬回了娘家。

她没有说离婚的事，只是说她需要冷静一下。

我知道她已经伤透了心，这些年来她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人都大。

她一边要照顾女儿，一边要应付我的各种疯狂行为，一边还要安抚双方的父母。

她曾经偷偷去找过心理医生咨询，问该怎么跟双相患者的家属相处。

她翻遍了网上所有关于双相的资料，加入了各种病友家属群，就是想找到一个办法来帮助我。

可我从来没有领过她的情，反而一次次伤害她。

那段时间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窗帘拉得死死的，分不清白天黑夜。

我妈每天过来给我送饭，我几乎不吃。

她在门口哭，我在屋里听着，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

有好几次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我们住的是十八楼，下面的人和车像蚂蚁一样小。

我想，跳下去大概很快的，不会太痛。

死了就解脱了，家人也解脱了。

我没有跳。

不是因为我怕死，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力气爬上阳台的护栏。

这话听起来像是自嘲，可当时真的就是那样。

重度抑郁发作的时候，人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

每呼吸一口气都觉得累，每睁开一次眼睛都觉得是折磨。

我就那样躺着，像一具行尸走肉，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死亡。

我妈后来跟我说，那段时间她和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怕第二天早上接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她已经六十八岁了，头发在那几个月里全白了。

她说她每天来给我送饭，其实不是为了让我吃饭，只是想确认我还活着。

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阳台的窗户有没有打开，厨房里的刀有没有动过，卫生间的门是不是锁着的。

她那么小心翼翼，那么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永远失去她的儿子。

有一天，我妈坐在我床边，突然说了一句：明远，妈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没有反应，继续盯着天花板。

她接着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你说长大了要带妈妈去青海，去看青海湖。

我愣了一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我自己都快忘了。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在电视上看到青海湖的画面，蓝得像天空掉到了地上，美得不像是人间。

我跟我妈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挣了钱，一定带你去看青海湖。

我妈说，明远，咱们去看看吧。

去散散心，什么都不想，就看看风景。

她握着我的手，手心都是汗。

我知道她是怕我拒绝。

我想说不去，可是看着她满头白发和布满皱纹的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已经欠她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清。

就这样，二零二一年的十月底，我妈带着我登上了飞往西宁的航班。

那时候疫情还没完全消散，飞机上的人不多，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谁也没有说话。

我看着窗外的云，白茫茫一片，想起这些年发生的种种，眼眶有点发酸。

我妈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很小，很瘦，骨节都突了出来，可是那么有力地攥着我，好像生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一样。

西宁是个干净整洁的城市，空气清冷干燥，跟江南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机场附近的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租了一辆车往青海湖开。

高原的阳光特别耀眼，天蓝得像水洗过一样，路两边是金黄色的草地和远处黛青色的山脉。

我开着车，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也跟着开阔了一点点。

虽然那种空洞和绝望还在，可至少呼吸顺畅了一些。

我们在青海湖边待了两天。

湖水确实很蓝，蓝得让人想哭。

我站在岸边，风吹得眼睛生疼，我妈站在我身后，披着一条红围巾。

她说，明远，漂亮吧。

我嗯了一声，没说话。

她说，你小时候说得对，这儿真的像是天空掉到了地上。

从青海湖返回的路上，我妈突然说想去塔尔寺看看。

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书上看过塔尔寺的介绍，说那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心诚的人去了能得到加持。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可也没有拒绝的力气。

我们调转车头，朝着西宁的方向开去。

塔尔寺坐落在湟中县的莲花山上，据说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车子开到山脚下的时候，远远就能看见那些金碧辉煌的寺院建筑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把车停好，沿着石阶往上走。

高原上海拔高，走几步就喘，我那时候身体本来就虚，走走停停，走了快一个小时才进到寺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大大小小的殿堂层层叠叠，转经筒一排排立在路边，身穿绛红色僧袍的喇嘛们来来往往。

空气里弥漫着酥油和藏香混合的气味，有点呛人，却又奇妙地让人心安。

我妈拉着我进了大经堂，里面有很多信众在磕长头。

他们五体投地，额头触着冰冷的地面，一遍又一遍，虔诚得让人动容。

我站在一边看着，心里泛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不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世上没有神佛，一切都要靠自己。

可那一刻看着那些磕头的人，我突然有点羡慕他们。

他们有信仰，有依托，有可以祈求的对象。

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连活下去的理由都找不到。

从大经堂出来，我们沿着寺院的小路往后山走。

那边游人少了很多，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声和偶尔传来的诵经声。

我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整个人就那么软倒在了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我妈吓坏了，扑过来扶我。

我说没事，就是走累了，歇一会儿。

其实不只是累，是那种巨大的虚无感又涌上来了，像一个黑洞，要把我整个人吞噬进去。

就在那时候，我看见了那个老喇嘛。

他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另一块石头上，穿着褪了色的绛红色袈裟，手里捻着一串黑檀木的念珠。

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黝黑，眼睛却亮得出奇，像是两汪深不见底的湖水。

他看着我，目光平和安宁，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

我们就那样对视了大概几秒钟。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沉，带着浓重的藏语口音，可是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他说：你的心，病了很久了。

我愣住了。

我妈也愣住了。

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喇嘛，怎么会知道我的心病了？

我没有穿任何跟医院有关的东西，没有戴手环，也没有做任何能让人看出我是病人的动作。

可他就是那么肯定地说出了这句话，好像他早就知道我会来，早就看透了我所有的秘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就那么呆呆地坐着。

老喇嘛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出干枯的手掌放在我的头顶。

他的手掌很暖，温热得像刚烤过的石头。

他闭上眼睛念了几句什么，声音呜呜咽咽的，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念完之后，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妈紧张地握着我的胳膊，不知道该不该让我去。我看着老喇嘛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一点恶意，只有一种很深远的慈悲。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老喇嘛带着我和我妈往山后更深处走，穿过几道矮墙，绕过几棵老柏树，来到一个很小的院落前面。院子里只有几间简陋的石屋，门口晒着一些青稞和酥油茶的罐子。他推开门，示意我们进去。

屋子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来一点光线。

靠墙摆着一张窄窄的木床，床边有一个旧得发亮的黄铜香炉，香炉里插着几根未燃尽的藏香。

墙上挂着一幅唐卡，画的是度母像，颜色已经有些黯淡了，可依然能看出是一幅很精细的作品。

老喇嘛让我坐在床边，自己盘腿坐在对面的蒲团上。他没有急着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看得我有点发毛。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你的病，医生治不好。

我苦笑了一下。

这话我自己心里也清楚。

我吃过药，看过医生，做过心理咨询，可什么用都没有。

那些药让我昏昏沉沉，像一个木偶一样，虽然不会再极端地躁狂或抑郁，可也没了喜怒哀乐，跟活死人没什么两样。

我受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偷偷把药停了。

医生说不能擅自停药，可我宁可死也不想那么活着。

老喇嘛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摇了摇头说：药是好东西，可以救命的东西，你不该扔掉。他顿了顿，接着说：可是药只能治身上的病，治不了心里的病。你的病，在心里，在更深的地方。

我问他：那怎么才能治好？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吗？

我说：医生说是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失衡，是多巴胺和血清素什么的分泌不正常。

老喇嘛笑了笑，那笑容很温和，没有一点嘲讽的意思。他说：那是果，不是因。你的因，在你的心里。

我不懂他的意思，想让他解释清楚。他却不再多说，只是让我和我妈先回去，明天再来。他说今天太晚了，山路不好走，天黑了危险。他让我回去好好想一想：我这一辈子，到底在追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酒店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喇嘛的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你这一辈子，到底在追什么？

我在追什么？

从小到大，我追求的东西好像一直在变。

小时候追的是好成绩，让父母老师高兴；上大学的时候追的是好工作，让自己有面子；工作以后追的是钱，追的是成功，追的是让所有人都羡慕我。

可是当这些东西到手之后，我并没有觉得满足，反而像是饿了几天的人突然面对一桌子山珍海味，恨不得全部吞下去，吞完了还觉得空虚。

我开始回想自己这些年的状态。

躁狂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那种感觉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就像喝醉酒一样，当时觉得飘飘欲仙，醒过来以后却是加倍的痛苦。

抑郁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活着只是在等死，可那种感觉又何尝是真实的？

我的人生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

我的存在难道真的毫无价值吗？

我想起了我的女儿。

她叫朵朵，今年九岁了，长得很像她妈妈，大眼睛，小嘴巴，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这几年我错过了太多她成长的时刻，躁狂的时候我根本顾不上她，抑郁的时候我连看她一眼的力气都没有。

她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看我的脸色，爸爸高兴的时候她就多说几句话，爸爸不高兴的时候她就躲得远远的。

她才九岁啊，她应该无忧无虑地长大，而不是活得这么小心翼翼。

我又想起了小雅。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她是那么开朗活泼的一个姑娘，爱笑爱闹，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

可是跟我结婚之后，她的笑容越来越少了。

她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不只是我的病，还有我因为病而做出的那些疯狂事情。

她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道第二天醒来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夫。

那天晚上我哭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重度抑郁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可是那天晚上，眼泪就那么流了下来，把枕头都打湿了。我妈听见动静推门进来，坐在我床边，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了塔尔寺。

老喇嘛还在昨天那个小院子里等着我们，好像知道我们会来一样。

他给我们倒了酥油茶，又拿出一些糌粑让我们吃。

我吃不下，酥油茶也只是抿了一口。

他也不劝，就那么安静地坐着，等我开口。

我说：我想了一晚上，可是想不明白。我这辈子追的那些东西，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在追的吗？钱、成功、地位、别人的认可，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老喇嘛点点头，说：是，每个人都在追。他顿了顿，又说：可是你追的方式，不对。

我问：哪里不对？

他说：你追东西的时候，心里只有那个东西，没有你自己。你把自己丢了，只剩下一个追东西的壳子。东西追到了，壳子空了。东西没追到，壳子破了。

我愣住了。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可隐隐约约觉得他说到了什么要紧的地方。

他接着说：你的心太忙了，忙着追外面的东西，从来不看看里面有什么。你的病，不是外面来的，是里面长出来的。就像一棵树，根烂了，叶子才会枯。你不治根，只剪叶子，剪了还会枯，永远剪不完。

我问：那根在哪里？怎么治？

老喇嘛没有直接回答我。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指着外面的院子说：你看那边。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院子里有一个小沙弥在扫地。就是很普通的那种竹扫帚，很普通的那种土地，很普通的那种扫地动作。可那个小沙弥扫得特别认真，一下一下，稳稳当当，好像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和那把扫帚。

老喇嘛说：看到了吗？他在扫地的时候，只有扫地。他的心，和他的手，和那把扫帚，和那块地，是一个东西。这就叫安住当下。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你生病这些年，心从来没有安住过。高兴的时候飞到天上去了，难过的时候掉到地下去了。飞上飞下，飞上飞下，心早就散了。心散了，气就乱了，气乱了，人就病了。

我说：那我该怎么办？

他说：做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

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找一块地，扫干净。就这一件事，别的什么都不用做。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扫地？就这么简单？我都快死了，你让我扫地？

老喇嘛看出了我的疑惑，笑了笑说：简单的事，最难做。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他让我在塔尔寺住下来，就住在后山的那个小院子里。

他说寺里可以提供吃住，不用花钱，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每天必须扫那个小院子的地，从早上太阳升起开始扫，一直扫到太阳落山。

扫地的时候不许想别的事情，只能想着扫地这件事本身。

我妈有点担心，悄悄问我要不要答应。我看着老喇嘛那双平静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信任感。我说：好，我留下。

我妈最后决定陪我一起留下来。她说她放心不下我一个人，而且她也想在寺里待一段时间，清静清静。老喇嘛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小屋，离他住的地方很近，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他。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塔尔寺的“扫地”生活。

第一天扫地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疯了。

那个小院子不大，也就百十来平方米，可是我扫得极其痛苦。

不是身体上的痛苦，是心里的。

我拿着扫帚扫了没几下，脑子里就开始乱七八糟地想东想西。

想到公司的债务，想到小雅和女儿，想到那些赌场里输掉的钱，想到我那狼狈不堪的人生。

越想越烦躁，越烦躁扫得越快，越快就越扫不干净，越扫不干净就越烦躁。

转眼个上午过去了，我感觉比跑了一场马拉松还累，可地也没扫出什么样子。

老喇嘛中午的时候过来看我，看了一眼地上还有很多落叶和灰尘，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他让我去吃午饭，下午接着扫。

下午我又扫了一整个下午，结果跟上午差不多。太阳落山的时候，老喇嘛又来了。他走进院子，蹲下身捡起一片落叶，放在手心里看了看，然后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说：一片叶子。

他说：这片叶子是从那棵树上掉下来的。他指了指院子角落里一棵老柏树。他说：你扫地的时候看见它了吗？

我摇头。我确实没有注意过那棵树，也没有注意过落叶是从哪里来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别的事情。

老喇嘛说：你看见叶子，却没有看见叶子。你扫着地，心却不在地上。你的手在动，心却跑到了千里之外。这样扫一辈子，也扫不干净。

我有点不服气，说：那我不想那些事，不是还要想吗？那些事就在那里，不可能装作不存在啊。

他说：那些事确实存在，可是你现在能解决吗？

我哑口无言。是啊，那些事确实存在，可我现在能解决吗？公司的债务、破碎的家庭、亏欠的亲人，这些事就算我想破脑袋，在这个小院子里也解决不了。那我想那么多干什么呢？除了让自己更痛苦，还有什么用？

老喇嘛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未来的事还没来，你能抓住的，只有现在。你抓住扫帚的这一刻，就是你的现在。你好好抓住它，别让它溜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又睡不着。

可这次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在想老喇嘛说的话。

抓住现在，抓住扫帚。

这话听起来很玄，可是细想想，好像有点道理。

我这一辈子，要么活在对过去的后悔里，要么活在对未来的焦虑里，从来没有好好活过一个“现在”。

躁狂的时候觉得未来什么都能做成，抑郁的时候觉得过去什么都做错了，唯独忘了此时此刻，我还活着，还在呼吸，还有一双可以扫地的手。

第二天我又开始扫地。

这次我刻意让自己慢下来，不那么急躁。

脑子里冒出杂念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先别想，先看看脚下这块地。

地上有什么？

有落叶，有灰尘，有几颗小石子。

扫帚扫过去，落叶飞起来，灰尘被带走，干净的地面露出来。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可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那天下午，老喇嘛又来了。他看了看院子里的地，点点头说：好一点了。然后他问我：今天想了多少别的事？

我想了想说：还是很多，可比昨天少了一点。

他说：好，慢慢来。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你会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可我决定相信他。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路可走，除了死，只有扫地这一条路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每天天刚亮就起来，洗把脸，喝一杯酥油茶，然后拿起扫帚开始扫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扫得很痛苦，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怎么砍都砍不完。

可是慢慢地，也不知道是第几天开始，那些念头好像不那么闹腾了。

它们还是会出现，可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我整个人淹没。

它们来了，我看见了，然后继续扫地。

它们又来了，我又看见了，又继续扫地。

老喇嘛说这叫“觉察”。

念头来了，你知道它来了，这就是觉察。

你被念头拖着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那就不是觉察。

觉察多了，念头的力量就弱了。

念头不再是你的主人，而变成了你的客人。

客人来了可以招待，可你不必跟着客人跑。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可我花了将近一个月才稍微有点体会。

那段时间我每天就做三件事：扫地，吃饭，睡觉。

寺里的饭很简单，就是糌粑、酥茶、一点青菜。

刚开始吃不惯，觉得味道怪怪的，后来也慢慢适应了。

睡觉的时候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翻来覆去，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睡眠质量比以前好了很多。

我妈每天都陪着我，她也找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帮寺里的师傅们洗菜做饭，或者去大殿里拜拜佛、转转经筒。

她说她从来没有这么安心过，从来没有睡得这么踏实过。

她说看着我一天天地好起来，她觉得就算在这儿待一辈子也值了。

扫地扫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开始有了一些奇怪的感受。

有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拿起扫帚，突然发现那把扫帚好像变了。

不是扫帚本身变了，是我感受扫帚的方式变了。

以前我拿扫帚就是拿扫帚，一个工具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可那天早上，我感觉到了扫帚的重量，感觉到了竹柄上粗糙的纹理，感觉到了竹丝在地面上摩擦的声音。

那些感觉以前一直都在，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那天扫地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老喇嘛说的“安住”的感觉。

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我、扫帚、和这一块地。

落叶飘下来，我看见了；风吹过来，我感觉到了；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我听见了。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这一刻。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你一直背着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走路，突然有人把石头拿走了，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我不知道那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可能只有几分钟，可能有几十分钟。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院子里的地也扫得干干净净。我站在那里发了很久的愣，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和喜悦。

那天晚上，老喇嘛来找我。他问我今天扫地有什么感受，我把那些体验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笑了笑，说：这就对了，这就是门，你找到门了。

我问他那是什么门。他说：是通往你自己的门。你以前一直往外跑，从来没有往里走过。现在你开始往里走了，所以找到了这扇门。门找到了，慢慢往里走，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我问会看到什么。他摇摇头说：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我说了也没用。你自己走进去看吧。

从那天开始，我扫地的时候时不时会进入那种“安住”的状态。

时间有长有短，感受也有深有浅，可每一次都让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老喇嘛说这叫“定”，是禅修的一种入门状态。

他说定得深了，智慧就会生起来。

智慧生起来了，很多烦恼就自己消失了。

我那时候还不太明白他说的智慧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智慧就是聪明，就是有知识、会读书、能解决问题。可后来我慢慢发现，老喇嘛说的智慧和我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一天扫地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会生病？

这个问题以前我想过无数次，可每次想的都是医学上的原因——基因、神经递质、压力、睡眠不足等等。

可那天我突然想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不是问“是什么让我生病”，而是问“是什么让我不快乐”。

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差不多，可细想起来完全不同。

生病是一个结果，是身体层面的表现。

不快乐是一个过程，是心理层面的状态。

我生病之前快乐吗？

好像也不快乐。

生意做得顺的时候，我担心哪天会不顺；钱赚得多的时候，我总觉得还不够多；别人夸我的时候，我怕哪天他们会不夸我。

我好像一直活在一种焦虑和不满足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喇嘛。他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我：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我摇头。

他说：这叫贪。你想要的太多，得到的永远不够。贪心像一个无底洞，填多少都填不满。你拼命往里填，填得越多洞越深，最后连你自己都被吞进去了

我想反驳他，说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想让家人过得幸福有什么错。

可话到嘴边我突然发现没办法说出口。

因为我回想自己那些年的行为，发现我追的根本不是“更好的生活”或者“家人的幸福”。

我追的是钱本身，是成功本身，是那种“我很厉害”的感觉本身。

我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过程当成了终点。

钱是用来过好生活的，可我却变成了为赚钱而赚钱。

成功是为了实现某种价值，可我却变成了为成功而成功。

老喇嘛说：钱不是坏东西，成功也不是坏东西。

问题是你心里装着的是什么。

你心里装着贪，那赚再多的钱也是痛苦的。

你心里装着清净，那没有一分钱也是快乐的。

你生病，不是因为你做生意，是因为你做生意的时候心里只有贪，没有别的。

我问他那该怎么办。他说：放下。

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贪心？说起来容易，可怎么放？那些欲望就像长在肉里一样，怎么可能说放就放？

老喇嘛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放下不是不要，是不执着。

你可以赚钱，可以成功，可以追求，可你不能把自己整个人都搭进去。

该赚的钱赚，赚不到的也不必死拼。

该成功的时候成功，成功不了的时候也不必死扛。

水来了让它流，水走了也不追。

你能这样，就是放下了。

这话我听了很多遍，可真正理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老喇嘛说得有道理，可具体怎么做还是懵懵懂懂的。老喇嘛也不急，他说慢慢来，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先把地扫好，其他的自然会明白。

就这样，我在塔尔寺扫了三个多月的地。

三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可对我来说，那三个月好像过了三十年。

我的身体在恢复，体重增加了十几斤，脸色也好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我的心好像在发生某种变化。

以前那种铺天盖地的绝望感越来越淡，虽然偶尔还会有一些低落的时刻，可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我整个人吞噬。

躁狂的那种冲动和妄想也没有再出现过，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

老喇嘛说我的病确实还在，只是暂时被压住了。

他说我不能在寺里待一辈子，迟早要回到俗世中去。

回去以后面对的还是那些人那些事，病会不会复发谁也说不准。

可他相信，只要我继续修心，继续觉察，继续安住在当下，那些病就没办法再控制我。

有一天，老喇嘛叫我去他的屋子里。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酥油茶，然后说了一番话，那番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你来了三个月，扫了三个月的地。这三个月里，你学到了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学到了安住当下，学到了觉察念头，学到了放下执着。

他点点头说：还有呢？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了。

他说：你还学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你自己没发现。

我问是什么。

他说：你学到了你可以好起来。

我愣住了。

他说：你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救了。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觉得死了才是解脱。可现在呢？你还这么想吗？

我摇头。我确实不再那么想了。虽然前路还是一片迷茫，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我已经不想死了。我想活下去，想回到家人身边，想重新开始。

老喇嘛说：这就是你学到的最重要的事。你本来就可以好起来的，只是以前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所以你好不起来。现在你相信了，所以你开始好起来了。病从心起，也从心灭。你的心变了，病就跟着变了。

他顿了顿，接着说：可是光靠扫地还不够。扫地只是让你静下来，让你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之后，还要治自己。怎么治？我接下来要让你做的，才是真正治病的药。

我问是什么药。

他说：回去找你的家人，跟他们道歉，请求他们原谅。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是最难的事。钱没了可以再赚，公司倒了可以再开，可亲人的心伤了，怎么修复？我欠他们的太多了，怎么道歉都弥补不了。

老喇嘛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说：你怕什么？怕他们不原谅你？

我说是。

他说：原谅不原谅是他们的事，道歉是你的事。

你把你的事做好，他们的事交给他们自己。

你以前的问题就是太喜欢控制，什么都想按自己的意思来。

你控制不了生意的起落，控制不了命运的好坏，也控制不了别人的心。

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

你把自己做好了，其他的随缘就是。

老喇嘛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心上。我突然明白了，这三个月我其实一直在逃避。我躲在寺里扫地，不用面对外面的世界，不用面对那些我伤害过的人。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迟早还是要面对的。

那天晚上，我给小雅打了一个电话。

那是三个多月来我第一次主动联系她。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她的声音带着一点警惕，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在哪里。

我说在青海，在塔尔寺。

她说你不是跟妈去青海湖了吗，怎么还在那边？

我说是，后来留下来了。

她问留下来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扫地。

她肯定以为我又犯病了，说话的语气变得更加小心。

她问妈呢，妈在你身边吗？

我把电话递给我妈，让她跟小雅说几句。

我妈跟她说了大概十几分钟，把这三个月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

我不知道她具体说了什么，只看见她边说边抹眼泪。

挂了电话之后，我妈告诉我，小雅说愿意见我。她说让我回去的时候先去她娘家，她们一家人等着。

我问朵朵呢。我妈说朵朵在她外婆家，很乖，每天都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听了鼻子一酸，眼泪又下来了。

离开塔尔寺的前一天，老喇嘛送给我一串念珠，就是他手里一直捻着的那串黑檀木的。他说这串念珠跟了他四十多年，现在送给我，让我每天抽时间摸一摸，提醒自己别忘了在寺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问他我以后还能不能来看他。他笑了笑说：来不来都一样，我就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也在这里。

我跪下来给他磕了三个头。他伸手把我扶起来，说：不用磕头，你要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愿意变好，我只是帮了一点小忙。

离开塔尔寺的时候是二零二二年的一月底，正好是藏历新年前后，寺里特别热闹。

喇嘛们在准备各种法事，信众从四面八方涌来。

我站在寺门口回头望，金色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的雪山白得耀眼。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不舍，有对未来的忐忑，还有一点点的期待。

我不知道回去以后会面对什么，可我知道我不再是三个月前那个行尸走肉了。那三个月里，我好像在自己心里挖出了一口井，虽然井水还很浅，可至少有水了。有水就有希望，就不会干涸而死。

回程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怎么跟小雅和家人开口。我脑子里编了无数遍说辞，又一遍遍推翻。最后我决定什么都不准备，见了面再说。老喇嘛说得对，太多的想法只会让心更乱。

到了小雅娘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她家在宁波的一个老小区里，我还记得二十年前第一次上门的情景。那时候我意气风发，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姑娘。现在呢，我狼狈得连门都不敢敲。

最后还是我妈替我敲的门。

门开了，小雅的妈妈站在门口，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我们进去。

小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怀里抱着朵朵。

朵朵看见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叫了一声“爸爸”就要往我这边跑。

小雅拉住她，让她先别动。

客厅里的气氛有点尴尬。小雅的爸妈都在，还有她弟弟。他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责怪，也有一点释然。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手心全是汗。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我说：对不起。

就这三个字，我说了无数遍，可这一次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声音在发抖。

小雅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她的眼眶红了，可没有哭。

我接着说：这些年我做了很多错事，伤害了你，伤害了朵朵，伤害了爸妈，伤害了你们全家。我知道道歉没有用，说什么都弥补不了。可我还是想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小雅的妈妈叹了口气，说：明远啊，事情已经发生了，说再多也没用。我们就想知道，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我说：我打算先把病治好。

这几个月我在塔尔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

回来以后我会好好吃药，好好看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逃避。

至于公司的事，债务我会慢慢还，哪怕还一辈子也会还清。

小雅，朵朵，还有你们，我会用后半辈子来弥补。

小雅听完这些话，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说：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每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又会发作。

你躁狂的时候我不敢靠近你，你抑郁的时候我不敢离开你。

朵朵才几岁，就学会了看你脸色。

我不是不想帮你，是你根本不让我帮。

我说：我知道，我都知道。以前是我的错，是我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帮忙。现在我不一样了，我愿意让你们帮我，愿意接受治疗，愿意改变。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把这些年积压的话都说了出来。

小雅说了很多她心里的苦，我听着，心如刀绞。

我从来不知道她承受了那么多，我只顾着自己的病，从来没有想过她的感受。

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照顾女儿，应付债主，还要安抚两边的老人，这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都不敢想。

朵朵那天晚上就赖在我怀里不肯走。

她用小手摸着我的脸，说：爸爸，你是不是以后不会再凶我了？

我说不会了，爸爸以后再也不会凶你了。

她说那你也不会再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了吧？

我说不会了。

她开心地笑了，两个小酒窝深深的，像极了她妈妈。

那天晚上我睡在小雅娘家的客房里，睡得出奇的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塔尔寺扫地，老喇嘛就站在旁边看着我，笑眯眯的，什么都不说。

回到义乌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

这次我没有再逃避，老老实实地配合医生做了全面的检查。

医生看了我之前的病历，又问了我这几个月的情况，然后给我调整了药物。

他说我的病情确实有所好转，可是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坚持服药和定期复诊。

我照做了。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吃药，然后是扫地——是的，我在院子里扫地，就像在塔尔寺那样。

我妈一开始还觉得奇怪，后来也习惯了，有时候她也拿着扫帚跟我一起扫。

我们一边扫一边聊天，那种感觉特别好，特别踏实。

小雅没有立刻搬回来，她说她还需要时间。

我理解她，这么多年的伤害不是一两天就能愈合的。

可她每周都会带朵朵过来看我，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天。

慢慢地，我们之间的隔阂在减少，她看我的眼神也不再那么警惕了。

公司的债务是个大问题。

两套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加上那些高利贷，总共欠了将近一千万。

我一笔一笔地理清楚，然后制定了一个还款计划。

我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公司的设备、库存、车子，还有一些我以前收藏的所谓“奢侈品”。

这些东西加起也就还了小一半，剩下的只能慢慢还。

有几个债主上门催债的时候态度很恶劣，说话很难听。

以前的我可能会跟他们吵起来，可现在我只是安静地听着，然后告诉他们我一定会还，请他们再给我一点时间。

有个债主后来私下跟我说，他见过很多欠债的人，像我这样态度的还是第一次见。

他问我是不是信了什么教。

我笑了笑说不是，只是学会了怎么扫地。

在家休养了大概三个月之后，我开始琢磨重新工作的事。我不可能再做以前那种规模的生意了，没有本钱，也没有那个心力。可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债要还，家要养，我必须挣钱。

我想来想去，决定从小做起。我联系了以前的一些老客户，问他们愿不愿意给我介绍一些小单子。有几个客户还记得我，说可以试试。就这样，我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就我一个人，从最简单的代理业务做起。

那段时间特别辛苦。

我每天要打几十个电话，跑好几家工厂，晚上还要核对账目、准备资料。

可我不觉得累，反而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每做成一单生意，我都会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看着那些数字一点点积累起来，虽然跟以前比简直九牛一毛，可我心里特别满足。

老喇嘛的话我一直记着：钱不是坏东西，问题是你心里装着的是什么。现在我赚钱，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只是为了还债，为了养家。这个目标很简单、很具体，所以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失控。

小雅看我这几个月的表现，终于松了口气。

半年后的某一天，她带着朵朵搬回了家。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子菜，虽然手艺一般，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太好了。

朵朵特别开心，一边吃一边叽叽喳喳地说学校里的事。

小雅也笑了，我好久没见她笑得那么开心。

我想起老喇嘛说的，让我回来以后找家人道歉。

现在我终于明白他的用意了。

道歉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更重要的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语言是廉价的，行动才值钱。

这半年来，我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告诉家人：我真的变了，我真的在努力，我真的想要弥补。

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二零二二年的秋天，我们全家去了一趟青海。这是我许下的一个愿，带全家去塔尔寺看看，让他们见见那个改变了我命运的老喇嘛。

到塔尔寺的时候正好是下午，阳光暖暖的，天蓝得像水洗过一样。我们沿着那条熟悉的山路往后山走，穿过矮墙和老柏树，来到那个小院子前面。

老喇嘛还在那里，还是那身褪了色的袈裟，还是那双明亮平静的眼睛。他看见我们来了，笑了笑，像是早就知道我们会来。

小雅拉着朵朵给老喇嘛行礼。老喇嘛摸了摸朵朵的头，说了句“好孩子”。然后他看着我，问：回去以后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比我想象的要好。

他点点头，说：那就好。

我想跟他说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想跟他说我现在多感激他，想跟他说很多很多的话。可看着他那平静的眼神，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有些话不用说，他都懂。

临走的时候，老喇嘛把我叫到一边，悄悄问我那串念珠还在吗。我把念珠从手腕上取下来给他看，说：一直戴着，从来没摘下过。

他接过去看了看，又递还给我，说：以后不用天天戴了，记住就好。

我问他记住什么。

他说：记住你是怎么好起来的。好的时候不忘记，坏的时候就不会害怕。

那天我们在寺门口拍了一张全家福。老喇嘛没有入镜，他说他不喜欢拍照。可我心里知道，他一直都在。

离开塔尔寺的时候，我妈突然跪了下来，朝着寺门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小雅见状也拉着朵朵跪下了。朵朵不明所，问：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跪？

小雅说：因为这里救了你爸爸的命。

我站在她们身后，眼眶湿润了。我也跪下来，郑重地磕了三个头。

那一刻我想起了一年前的自己。

那时候的我像一具行尸走肉，被抬着送进这座寺庙，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一年后，我带着妻子女儿和母亲，健健康康地站在这里。

从绝望到希望，从死寂到新生，这中间只隔了一把扫帚、一块地、和一个教我扫地的老喇嘛。

现在是二零二四年的深秋，距离我从塔尔寺回来已经快三年了。这三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司的债务还清了大半，剩下的按计划每月还款，预计再有两年就能全部还清。生意虽然做得不大，可很稳定，每个月都有进账。我不再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的病情也很稳定。

每天按时吃药，每个月去医院复诊，医生说我的状态比他预期的要好很多。

躁狂没有再发作过，抑郁偶尔会有一些小起伏，可都在可控范围内。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觉察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要休息，什么时候要调整，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失控。

小雅和我的关系也完全修复了。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提防，而是像真正的伴侣那样互相支持。她有时候会跟我开玩笑，说还好你去了塔尔寺，不然我早就跟你离婚了。我说是啊，还好我去了。

朵朵今年十二岁了，上初中了，成绩不错，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她不用再看我的脸色了，可以放心地跟我撒娇、跟我闹。

她有时候会问我塔尔寺的事，问那个老喇嘛长什么样子，问扫地到底有什么用。

我尽量用她能听懂的话解释，可有些事确实很难解释清楚。

我就告诉她：等你长大了，有一天你也会遇到一些难熬的时刻，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扫地是什么意思了。

我每年都会去塔尔寺一次，带着念珠，带着供品，去看看老喇嘛。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当初愿意帮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他说：因为你愿意让我帮。

我又问他怎么知道扫地能治我的病。

他说：扫地治不了病，是你自己治好了自己，扫地只是个方法。

写到这里，我放下了笔。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该去扫一扫了。

我现在每天还是会扫地，雷打不动。那把扫帚换了好几把了，可我扫地的习惯一直没变。不是为了什么修行，只是扫着扫着就成了习惯，像刷牙洗脸一样自然。

有人问我，一个扫地怎么就能治好精神病呢，是不是太玄了。

我说不是，一点都不玄。

扫地只是一个切入点，真正起作用的是那颗愿意静下来的心。

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太吵了，每个人都在追赶着什么，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不停下来，就看不见自己。

看不见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病了。

知道自己病了，还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治。

我以前就是这样。

老喇嘛让我扫地，其实就是让我停下来，让我看见自己。看见了，才能治。治的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反复的，可只要愿意治，就有希望。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去青海，没有去塔尔寺，没有遇到那个老喇嘛，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多半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

那时候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可就是那么巧，我妈带我去了那个地方，遇到了那个人。

你说这是缘分也好，说是命运安排也好，反正我信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其实也没什么太深刻的道理。

一个得了重病的人，在绝望之中遇到了一个愿意帮他的人，然后慢慢好起来了。

就这么简单。

可简单的事情往往最难，因为太简单了，没人相信它管用。

我们总是在找那些复杂的、神奇的、一夜之间见效的方法，反而把最简单的东西忽略了。

扫帚在手里，地在脚下，现在就在这一刻。

抓住它，别让它溜走。

这大概就是那个老喇嘛教给我的全部东西了。